“鶴年堂”老藥鋪開業于明永樂三年（1405年），最初在南城菜市口大街鐵門胡同迤西路北，創辦者為元末明初著名詩人、醫學養生大家丁鶴年。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店鋪字號，既含有《淮南子·說林》“鶴壽百歲，以極其游”之意，又取“松鶴延年”之吉語。

永樂初期，連年戰亂，多地瘟疫頻發。特別是永樂六年（1408年），南方暴發大瘟疫，并向北方各省蔓延。丁鶴年結合祖傳驗方和當時疫情，研制出“避瘟金湯”（后定名“鶴年甘露飲”），無償贈送災民。

“鶴年堂”所處菜市口，明代稱菜市大街，為京南要衢，是外省人進京必經之地，也成為集聚與住宿首選之所，交通發達，人員密集。此時丁鶴年已73歲高齡，遂將藥鋪交由兒子丁文勇打理，并特別叮囑：“醫者應為胸懷仁心、醫心之人，萬不可予唯利是圖！”

丁文勇銘記父親之囑托，秉承其樂善好施之仁德。當時南方瘟疫已近京城，為防止瘟疫蔓延，給過往路人提供預防瘟疫之藥飲，特在藥鋪門口放置一口大缸，每天清早裝上滿滿一大缸“避瘟金湯”，免費供過往的人們飲用。路人聞之，無不爭先恐后。這一送，就是大半年。當時的醫藥名家張景岳形容“鶴年堂”贈藥的盛況“世人趨騖鶴年堂”。

疫情之后，“鶴年堂”藥鋪門前所置一大藥缸并未撤去。丁文勇依據“四時”防病之理，以不同節氣，配制不同的湯飲：春時“避瘟湯”，具有清熱解毒，避穢除煩之功；夏時“解暑湯”，具有清心滌熱，解暑除煩之效；長夏“化濕湯”，具有健脾化濕，消食開胃之功效；秋時“潤燥湯”，具有滋陰潤燥，生津止渴之效；冬時“散寒湯”，溫經散寒之功。久而久之，人們將這“五湯”統稱為稱“甘露飲”。無論是行人、小商販、人力車夫還是官宦、權貴，只要經過“鶴年堂”門前，“任客飲用，不收分文”。丁文勇見飲者不絕，自感欣慰，言道：“藥行之本就是濟世行善，喝的鶴年堂之字號，揚的是鶴年堂之名聲！”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京城名醫王圣一接手“鶴年堂”藥鋪，仍延續“鶴年堂”送藥湯于“軍民貧病者”之傳統。時年宛平、大興二縣出現疫情，王圣一便聯絡京城多家藥鋪掌門人對源于唐朝宮廷的食療方“秋梨膏”進行了兼收并蓄的調整，以北方潤性最佳、藥用價值更高的趙縣雪花梨取代原方中的秋梨，由此更具生津止渴、潤燥清肺、降溫治疫的作用，并將其置于藥鋪門前大藥缸旁，與“避瘟金湯”一起，供路人隨意取用，持續達數月。

“鶴年堂”送藥湯于“軍民貧病者”之善舉，歷經明、清、民國，一直傳承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達540多年之久，無不為京城百姓所稱道，人們將這口施藥之器物俗稱“避瘟大缸”。據傳李時珍在太醫院任職時，曾到“鶴年堂”尋訪，當時的掌門人曹永利特請其品飲“避瘟金湯”，而清宮御醫也曾多次到“鶴年堂”品飲“避瘟金湯”，無不稱好。民國十五年（1926年）夏，京城酷熱，占據北京的“東北王”張作霖曾差侍衛到“鶴年堂”討取“避瘟金湯”，以為消暑。

說到“鶴年堂”的“避瘟金湯”，還與鄭和下西洋有著淵源。

據《鶴年堂養生密碼》載：永樂七年（1409年），鄭和奉命第三次下西洋，途經南亞、西亞諸國。這些國家屬熱帶地區，瘴癘（瘟病）多有發生，前兩次船隊人員僅因染瘴癘而病死的近千人、傷者不計其數。

此次出行前，鄭和多方搜尋可以防治瘴癘之藥物。經友人相告，鄭和得知北京“鶴年堂”藥鋪所制“避瘟金湯”對瘴癘之疫頗有效果，特意到京尋訪。

丁文勇與鄭和同為回族，一見如故。他詳細向鄭和介紹了“避瘟金湯”的機理、配方和功效，鄭和甚為滿意，隨即奏請成祖朱棣，請求上諭“著鶴年堂盡速配制，以做下西洋避瘟之用”。

很快，“鶴年堂”便接到配制“避瘟金湯”助鄭和下西洋的旨意，丁文勇隨即配制。考慮到“避瘟金湯”熬制工藝要求高，在船上不易操作，經過反復實驗，決定把湯劑改為利于攜帶、利于保存和利于泡制、利于飲用的茶劑，同時考慮到船員們在海上待得時間長，容易疲乏，又在方中增加了養元類藥物。遂差人到京東開平鎮（今唐山市開平區）訂制陶壺千余，以儲茶劑。

不久，千余壺“避瘟金湯”經海運送至鄭和船隊起錨之地江蘇太倉劉家港（另傳為福建長樂五虎門）。船隊行程之際，船員以“避瘟金湯”防暑降溫，頗有起效。據傳鄭和把“避瘟金湯”當做“國禮”，獻給滿剌加（今馬來西亞馬六甲市）國王拜里米蘇剌，頗受青睞。此后鄭和的四次下西洋，均把“避瘟金湯”作為必備之物。

（原標題：鶴年堂：廣施避瘟湯“藥茶”成國禮）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戶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