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中醫藥文化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鮮明地體現中華文明的包容性。

中醫藥文化的包容性表現為其內涵豐富

中醫首先是醫學，并且是經歷長期的歷史實踐檢驗的醫學，其對于人體生理病理狀態的深入研究和對疾病防治方法的不斷探索，為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生存與綿延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中醫學的內涵又并不僅限于醫學的單向度，中醫藥文化中還包含著大量中國古代哲學、天文歷法學、農學、地理學等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中醫藥文化承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精髓，體現著中國哲學的智慧，包含著中華民族的突出價值觀念。中醫藥文化中所蘊含的“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天人觀，“陰陽平衡，整體協調”的生命觀，“醫乃仁術，濟世為良”的道德觀等，都反映著中華民族思維方式的鮮明特征，閃耀著中華民族人文智慧的耀眼光輝。

中醫藥文化的包容性表現為其兼收并蓄

《黃帝內經》曰：“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咸，皆安其處，美其食。”東方之民沿海而居，飲食多魚類，易生內熱，發癰瘍，在治療上發展出了砭石療法，“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西方為“金玉之域，沙石之處”，此地百姓依山而居，“華食而脂肥”，當地人外感病較少，內傷病較多，在治療上善用“毒藥”（此處泛指治病之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北方為“天地所閉藏之域”，地勢高，氣候寒冷，當地人居住于曠野，以游牧為生，易“臟寒生滿病”，推崇“灸焫”療法。“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南方為“陽之所盛處”，氣候水土適合萬物生長。但此地濕氣較重，當地居民容易發生關節筋脈的拘攣濕痹，當地由此發展出“微針”療法。“故九針者，亦從南方來。”中原“地平以濕，”，“其民食雜而不勞”，好發痿厥寒熱等病，治療上常用“導引按蹻”的方法。“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黃帝內經》綜合各地域特點，總結出“圣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的醫療觀點。“圣人雜合以治”，提示中醫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靈活性背后，依靠的正是其廣博性，是其勤求博采、融會貫通的長期實踐經驗的積累和總結。

中醫藥是包括漢族和少數民族醫藥在內的我國各民族醫藥的統稱。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我國各民族在持續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成為一個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多元一體”的格局反映在醫學領域便是我國少數民族醫藥智慧的交相輝映、相互借鑒。除漢族外，我國藏、蒙、維、傣、朝、壯、鄂倫春等少數民族具有頗具民族特色的醫藥診療經驗。各民族之間醫藥經驗的相互學習與交流推動了中醫藥在歷史進程中不斷的豐富和發展。漢族的醫學理論與實踐經驗為少數民族所借鑒吸收，同時藏醫的放血、穿刺、特色藏藥，蒙醫的正骨經驗、泉水療法、蒙藥藥浴，維醫的“火、氣、水、土”四大物質學說等等，都是少數民族醫藥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理論與療法，這些經驗也在不斷豐富著漢族醫學的發展。各少數民族的醫學理論之間也存在著相互的借鑒與融合，比如說蒙醫除了受漢族醫學影響外，還吸收了藏醫的部分理論，結合蒙古族生活特點，最終融合出以陰陽、五大要素觀和特色的“三根”學說為基礎的理論體系。

中醫藥文化的包容性表現為其積極交流

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醫藥交流活動源遠流長，歷史悠久，涉及本草交流、醫學教育交流、醫療技術交流等多個層面。《漢書·西域傳上·大宛國》記載有“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神農本草經》中記載了“胡麻”一藥，后據陶弘景考據注釋，此藥“本生大宛，故曰胡麻”；《后漢書·馬援列傳》記載“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馬援從交趾帶回來的即是今日大家耳熟能詳的中藥“薏苡仁”，具有利濕、消腫、除痹等多重功效，后在中國廣為種植、應用，后世也將其吸收進本草書藉之中，內化為中藥譜系的一部分。晚唐本草學家李珣，是波斯裔唐人，他所著《海藥本草》一書中，記錄了一百多種“海藥”的特點和療效，這些內容后散見于《證類本草》和《本草綱目》等著作之中。

唐宋時期，由于當時中醫藥的理論技術的先進性，周邊不少國家都派遣專員前來學習，中外醫學教育交流繁榮發展。長安城鼎盛時期居住著大量專門來到中國學習中醫藥的海外醫學生。《唐語林》中描述當時的國子監“太子諸生三千員，新羅、日本諸國皆遣子弟入朝受業。”這種現象后來到宋代仍十分普遍，僅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一年間，高麗就派遣了293人赴宋獻藥學醫。中醫藥在教育與傳播過程所持的廣闊胸襟與開放姿態，使得中醫藥的理念技術為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人們帶去健康福祉。著名高僧鑒真東渡日本期間，“設無遮之大會，躬調藥物，以治病患”，深受日本當地人民愛戴。后其弟子學習繼承了這些中醫藥技術經驗，整理保存于日本的醫學典籍之中。明代，波蘭籍傳教士卜彌格在中國學習了《黃帝內經》以及中醫的脈學知識、陰陽理論等，他將這些知識翻譯整理后傳回西方，并寫成《中國人用于醫療的簡單藥》一書為西方人介紹中藥。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殷宏緒將在中國學會的人痘接種技術帶回歐洲，并將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介紹到西方。中國在無私地傳播中醫藥經驗至海外各國的同時，也吸收著他國的醫藥技術經驗。西方接骨術傳入中國，成功地納入中醫骨傷科的學術體系之中。清末民初，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逐漸擴大，以名醫張錫純為代表的中醫主動吸納借鑒其理論，與中醫的治療體系加以整合，形成當代“中西醫結合”學科的雛形。

中醫藥文化的包容性表現為傳統與現代統一

工業與信息時代的高速發展帶來了生產方式的重大轉變，現代科技的介入為中醫的發展同時帶來了機遇和挑戰。中醫學數千年來的發展，本就是由一次次其所處時代的“傳統”與“現代”的對立統一所動態推動的。縱觀中醫藥發展史，可以發現，中醫學的每個歷史時期，都在傳承原有中醫學范式的基礎上，進行了更符合該時代的理論與實踐革新。如醫圣張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就是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前人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東漢末年傷寒災疫流行的特點所進行的醫學范式迭代。同理，宋金元時期，地理、氣候以及人們的飲食、生活習慣都與漢代有了較大差異，眾醫家在原有傷寒體系的基礎上，進行了更符合時人體質的探索與創新，“溫病學”開始發展、壯大，成為傷寒體系外的又一醫學主流。中醫藥學的氣質是靈活的、靈動的，而非刻板的、僵硬的，就是因為中醫從不自我設限，而是始終積極順應時代發展，求真求實、知常達變、守正創新。因此所謂“中醫藥無法面向現代化”的論調屬于杞人憂天，不符合中醫學的內在邏輯。應該認識到，中醫藥學的傳統屬性與現代屬性，傳承需求與發展需求，從來都是一體兩翼，相輔相成的，這是中醫藥學“包容性”更深層的意涵。中醫學的現代化，應當是一條“守正創新”之路。所謂“守正”，是指中醫學的內核不可動搖，這種內核不僅指中醫學有別于其他醫學的獨特學理架構，更指中醫學所特有的思維方式、生命觀念和價值導向；所謂“創新”，則是指在內核以外，中醫學應當在自身理論的指導下，更靈活、更充分地運用現代科技所帶來的優勢條件，帶來工具、設備、科研方式與具體治療手段的創新。比如“電針療法”，就是在中醫經絡與腧穴理論的指導下，改變了傳統的操作工具，有效提升了施針部位的刺激量。又如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屠呦呦依托于中醫藥經典著作《肘后備急方》，運用現代化實驗手段與提取方式，最終分離出抗瘧有效成分青蒿素，在世界范圍內造福了數億人民。清末，名醫張錫純匯通中西醫臨床之長，寫成《醫學衷中參西錄》一書，成為近代中西醫結合領域的經典。其中“衷中參西”四字可謂用心良苦，“衷中者，根本也，不背叛祖宗，同道無異議，是立業之基；參西者，輔助也，借鑒有益的，師門無厚非，為發展之翼。”這段話放在現代仍然發人深思，中醫藥人所應具備的包容開放，并不是一種盲目的全盤接納，而是正本清源地明晰條理下的揚長補短，其根本來源于深刻的文化自信。

包容性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亦是中醫藥文化的突出特性：博納而非排他，多元而非一元，美美與共而非獨美其美，共同發展而非零和博弈。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綿延不斷。”中醫藥文化的包容性，是一種典范縮影，映照著中華文明的精神氣質和文化情懷，也是中醫藥文化得以綿延發展、傳承不絕的重要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