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學術成果】

□王新陸（山東中醫藥大學教授）

儒學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影響最大的學派，它始于孔子，是先秦百家爭鳴的前導，是中國封建文化與古代哲學的基石。儒學思想，經過2000多年的潛移默化，不但影響了我國許多自然科學的發展，部分還成為我國人民潛在的道德意識，精神生活和傳統習慣的準則。

中醫學是在我們民族特有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自然哲學醫學模式。正如錢學森教授所說：“中醫理論不是現代意義的科學，卻是經典意義的自然哲學，但這部分自然哲學卻萬萬不能讓它消亡，因為現在還沒有代替它的科學理論”（《祖國醫學方法論》）。這種自然哲學的理論與方法，由于歷史條件的特殊性，未曾經過分析時代的過程，沒有對于人體結構的微觀認識，沒有達到生物醫學模式那與現代科學息息相關的較高層次。所以必然帶有相當程度的猜測性、主觀性和樸素性。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又保留著整體系統的辨證優點，避免了“細胞聯邦論”、“還原論”等等現代醫學中形而上學的觀點。所以中國醫學非常接近另一個更高層次的醫學模式，即社會—心理—生物醫學模式。歷來，以儒學為思想基礎的封建倫理學對中醫學的負影響，我們了解的比較多。封建社會阻礙了中醫的發展，而作為這個社會的倫理思想對中醫學發展的阻力是不言而喻的。但傳統儒學對中醫學的正向影響我們的探討比較少，筆者認為不了解這種影響，要深刻的認識中醫理論體系是很困難的。本文準備從四方面來說明這個問題。

1 “仁”“愛”思想是中醫道德規范的基本準則

研究儒學，首先要遇到“仁”的問題。《論語》中有58章談“仁”，與“仁”有密切關系的語意和思想更是不勝枚舉。可以說“仁”是儒學思想最核心的問題，是孔子許多主張的立足點，是孔子道德標準的最高境界。但儒學“仁”的涵義究竟是什么？郭沫若先生說：“仁是犧牲自己而為大眾服務的精神”（《十批判書》）。高贊非教授說：“仁的思想一般意義是愛人，是封建的人道主義”。（《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孟子說：“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教人。”（《孟子·婁下》）孔子曾說：“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弟子入者孝，出者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這個“仁”是一種博愛的思想，是封建人道主義思想的核心。在我國古代思想史中，“仁”的思想，在孔子以前沒有。郭沫若先生考證說：“我們在春秋以前的真正的古書里找不出這個字，在金文、甲骨文里也找不出這個字。”（《十批判書》）“仁”始于孔子而且成為孔子的思想核心部分。當然從孔子全部思想來看，“仁”的思想內容遠遠超出了仁者愛人這一封建人道主義的范圍。

作為封建人道主義思想的“仁”“愛”幾乎全盤地為中醫學繼承弘揚。在孔子之前，古傳說中醫者多是部落首領。比如《帝王世紀》中說：“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化八卦道神明知德，以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腑、五臟、五行、陰陽、四時、水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又提到神農氏：“嘗味百草，宣藥療疾，救夭傷之命”。《黃帝內經》直至《左傳》記述的名醫，如醫緩、醫和的故事，都未提到有關醫生道德問題，只提到醫者的高超技藝。可見孔子的“仁愛”思想并未形成，醫學領域中也無仁愛這種封建的人道主義思想。當儒學在我國思想界日漸正統以后，習儒者在挫折或在習醫過程中將儒學的仁愛思想也帶到了中醫的道德規范中，并且逐步形成以仁愛為基礎的封建人道主義的職業道德標準。

漢代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原序中，就將這種仁愛思想進行了淋漓盡致的論述。它批評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又說“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蒙蒙昧昧蠢若游魂”。隋唐孫思邈可以說是集中反映這種封建的人道主義思想的代表。他在《大醫精誠》中說到：“凡大醫治病……要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見彼若惱，若己有之”。治療病人要“勿避險巇，一心赴救”。而且“人所惡見者，但發慚愧凄憐憂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孫思邈的《大醫精誠》可以說是我國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較之希氏更全面，更具人道主義精神。由此以降，朱丹溪的“執心以正，立身以誠，而孝友之行，實本乎天質”。（《丹溪翁傳》）一瓢先生（薛雪）的“圣學莫如仁，以術仁其名，使無天扎，是既孔子老安少懷之學也”；《與薛壽魚書》中沈括的“醫誠藝也”，都是這種思想的反映，都說明仁愛思想是我國古代人道主義的基石，“醫者仁術也”。

2 儒學“天人之際”觀與中醫學的整體觀

西漢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說：“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將儒學的中心問題即天和人，人與自然，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具體說成是天人感應論，建立了天人感應的思想體系。對先秦提出的天人之際的爭論，做了簡明直接的回答。上溯其源，在春秋后期，遠古的天命論開始動搖，天作為主宰自然和社會的神的偶象被打碎了。子產就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傳·昭公十八年》將天道與人道予以了區別對待，否認了天的神的作用。戰國時期，荀子就明確地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也。”（《天論》）“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載人，不能治人”（《禮論》），也是天人相分的觀點。孔子修正了傳統的天命觀，但不同意天人相分的觀點，承認天命的作用，并認為人的德是天賦予的，他說：“天生德于予”（《論語·述而》）。孟子發揮了這種思想，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認為人的心、性與天原為一體，明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此后宋代程顥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和”。（《二程全書》）。朱熹也說：“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語類》）。可以看出，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天人之際的基本觀點。

整體觀是中醫學的基本特點之一。整體觀的主要內容，就是人與自然的整體統一性，天人相應的觀點。中醫認為，人與自然界有密切的關系。自然界的一切，如氣候、季節、時辰、地域都與人體的生理現象、精神活動、病理表現有著統一性。“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素問·寶命全形論》）。這與儒學的“天能生物，地能載人”是完全一致的。中醫認為自然環境的變化必然要影響到人體正常生理的變化。比如，在一年四季的變化中“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則為溺……”。四季脈的變化是：“春弦、夏洪、秋浮、冬沉”。在一天的晝夜變化中，“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人體的病理變化也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如四時發病的特點為，春溫、夏泄、秋瘧、冬寒。“長夏善病，洞泄寒中，秋愛病風瘧”。因為地域不同，所患疾病也各有不同，東一疽病，西—內傷，南一攣痹，北—寒滿，等等。所以，金元四大家之首劉完素說：“此一時，彼一時，乃五運六氣有所更，世態居民有所變”。另外，中醫的七情致病也是人與社會與自然相感應的表現。當強烈長久的精神刺激出現就會超越人體的適應能力和耐受程度，使臟腑經絡的功能紊亂，血液運行失常，人體的陰陽失去平衡協調，這時便會造成七情內傷，產生疾病。《淮南子·精神訓》說：“人大怒破陰，大喜墮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

祖國醫學的“天人合一”“天人相應”思想與儒學的“天人合一”思想，從形成來說，幾乎在同一個時代。可見都是受了先秦“天人之際”爭鳴的思想影響，都受了孔子“天生德于予”思想的影響。但是由于儒學與醫學研究的客體不同，儒學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基礎，封建社會的落后保守以及反動性必然要從其中表現出來；而醫學是研究人體與疾病的關系，它必然要以樸素的唯物主義做為基礎。所以，儒學的“天人合一”逐步走向了充滿神秘色彩的封建神學的死胡同。它追求由“人”“智”向“性”“天”的遙契。“知我者其天乎”“五十而知天命”這種超越的遙契，將孔子塑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位超越者。儒學在歷代統治階級的鼓吹下，也變成了一種準宗教（所以我們常說儒、釋、道三教）。

3 易與醫

“易醫相通”，“易醫同源”，儒學和易有何關系呢？易是周易的簡稱，又稱易經。一般認為成書在西周時期，后經孔子修編（晚年獲易，韋編三絕），成為儒家的重要經典之一。儒學所指的六經，（亦稱六學、六藝、六籍）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漢書·儒林傳序》）現在人們常將八卦圖、陰陽魚認為是道學的內容，這是不正確的。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儒學的經典周易也列為“三玄”之一（老、莊、易）。玄學領袖何晏、王弼雖然推崇老子，但仍以孔子為最大圣人，說明玄說實為儒道之融合。應該說易是正宗的儒學內容，醫易同源，主要是指醫易之間具有共同的思維方法和思維模式，而古代醫學理論的形成從開始就受到易傳和易卦的影響。如內經說：“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便是受《系辭》陰陽說的影響。系辭上篇第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都說明了陰陽對立統一是天地萬物的總規律（道），運動變化的根源。歷代醫家在注釋《黃帝內經》的工作中，也廣泛地引用了易學的論點和內容，將易醫有機地結合起來。如唐代王冰注內經“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時說：“陰陽之氣，極過則亢，故各兼之……易之封，離中虛，坎中實，此其義象也”。“天元紀大論”又釋“天有十日”說：“十者，天地之至數也，易辭曰天九地十，則其義也。”“六節臟象論”又在解釋“中失生濕”說：“易義曰，陽止薄陰，陰能固之，然后濕而為雨，明濕生于固因之氣也”。此是引漢唐易學中的卦氣說來解釋《內經》中的陰陽說。以上說明了易學與醫學，特別是象數之學影響醫學的歷史十分悠久。自宋元以后由于象數學有了較大的發展，如河圖洛書說、先后二氣說等等。一經出現，便很快在醫學中形成了相對應的象數學派。明代大醫張介賓當推其首。他說：“醫之為道，身之易也”（《類經圖翼·醫易義》）。他系統的論述了易學與醫學先后二天說。他將朱熹《周易本義》中的河圖洛書、伏羲八卦、文王八卦等圖式都列于《類經附翼》之首。他對內經的注釋，也廣泛地運用了周易的內容。比如在注“寒極生熱，熱極生寒”時說：“邵子曰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此周易老變而少不變之義。如人傷于寒，則病為熱，本寒而變熱也，內熱已極而反寒栗，本熱而變寒也，故陰陽之理，極者必變”《類經·陰陽類》。景岳直接引用邵雍的易學來釋醫在類經中比比皆是。邵雍，北宋五子之一，字號安東先生，北宋著名理學家。他曾說：“道不遠于人，乾坤之在身”（《擊壤集乾坤吟》），又說：“天地與身皆易地，己身殊不異皰犧”（《擊壤集·先天吟》）。這是發揮了易詞中“圣人觀象，近取諸身”的觀點。認為醫易相通，理無二致，而以陰陽卦象和奇偶之數來解人體的結構和身心活動。如前所述，醫易同源，易學在中醫學范圍內一直作為基礎理論的組成部分，以及指導臨床實踐的一種方法。不排除它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也終究沒有使中醫學走向易卜易筮的唯心主義道路上去。這也說明，中醫學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為我而用的吸取了不少當時先進的有辯證思想的方法論，并且始終把握自己樸素的唯物主義方向。

4 中庸思想與陰陽和

《傷寒論》第58條：“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精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尤在涇注：“陰陽自和者，不偏于陰不偏于陽也”。柯韻伯說：“欲陰陽自和，必先調其陰陽之所自，陰自亡血，陽自亡津，益血生津陰陽自和也”。可以看出，仲景說，當陰陽不和時，病人處于疾病狀態，而當陰陽協調平和時，致病的因素消失了，疾病的癥狀也就消失了。柯氏更進一步說明，陰陽自和是最終狀態。我們還要查找病因，辨證治療才能達到陰陽和，也就是現代趨向穩態結構說。中醫學這種以和為貴的思想，奠定了其理論體系中以整體和諧、陰陽和諧、榮衛和諧、氣機和諧為基礎的主要內容。正如恩格斯所說：“理論自然科學把自己的自然觀盡可能制成一個和諧的整體”（《自然辯證法》）。宋代楊萬里在《誠齋易傳》中說：“天地之道，本乎陰陽，夫陰陽之道安在哉，在乎生物而已，天非和不利，物非和不生。”這個道必須和諧，必須互生互長，相反相成。相互以對方為存在的依據，相互消長盈虧來求得陰陽的平和。《內經》的“陰平陽秘”才能“因而和之，是謂圣度”就是這個意思。否則“陰陽離決，精氣乃絕”。陰陽分離而不和諧，生命就要消亡。陰陽和的思想應該是中醫最至圣的“道”。這其中有幾個層次的含義：①陰陽和才能使萬物生長發育，這個和可以理解為“合”的意思。②陰陽和才能使生命健康，這里的和是和諧的意思。和諧不是沒有變化，不是沒有斗爭，也不是沒有盈虧消長。③陰陽和是一種目的，一種穩態模型。這個目的是要通過調整偏盛與偏衰去爭取的。或是“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或是“益火之源以消陰翳”。總之，協調平衡使陰陽自和，陰平陽秘才是目的。中醫學這種思想與儒學的中庸之道是十分相似的，孔子特別宣揚中庸之道，他說：“中庸為之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但究竟什么是中庸之道呢？歷來眾說紛紜。有的說：“中庸就是折中調和，無過也無不及”。有的說：“中庸是妥協保守”。有的說：“中庸是不偏不倚”。有的說：“中庸是人情之常，恰到好處”。但多數學者認為，中庸是準確地把握了事物發展的規律，既反對“過”又反對“不及”。中庸思想，幾乎濃縮了儒家的思想核心，涉及了儒學的各個方面。過與不及，都不符合中庸思想。臺灣作家蔡志忠說：“中庸是和諧的人生”，不無道理。“中”是指無過無不及，“庸”，鄭玄（127～200年東漢學者）注為“常”，常，有平常時常之意，也就是人們在生活中經常見到的事或言，人人都可獲得的德行。這種德行就是和諧，無偏勝偏衰。梁漱溟老先生說：“唯中庸才是正確的思想方法”。因此我們說：中庸之道是儒學的矛盾觀和思維方法。中庸也有幾個層次的內容：其一，中庸是矛盾著的兩方面的統一。如孟子說：“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孔子也再三提到這個“兩端”和“異端”的思想，他在論語中說：“吾有知乎哉？吾之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其二，中庸反映了矛盾雙方的變化消長斗爭，而達到致中和的目的。孔子以及歷代的儒學家都主張對待對立的兩端，應采取致中和的方法，防止斗爭激化和矛盾轉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為政》）。孟子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其三，中庸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形態。“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于中國”。但這種理想社會必須要有天下至圣的圣人才能完成，表現了封建倫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中庸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形態。自子思、孟子之后，歷代儒學學者都對中庸作了闡釋與發揮。程子曰：“不偏為之中，不易為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說：“君子而時中。”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孔子中庸的思想，進入了形而上學的范疇。但中庸之道終究反映了儒學承認矛盾、重視統一、防止矛盾激化的思想方法和矛盾觀。總之，中庸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在醫學中的滲透是顯而易見的。

以上從四個方面簡單闡述了儒學思想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影響和滲透。當然這種論述只是一種嘗試，因為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幾乎融合吸收了中國古代哲學中所有合理的成份，才使中醫學能幾千年來保持相當的獨立性和生命力。它的核心應該是樸素的唯物主義和樸素的辯證法。在我國傳統文化史中，比較有影響的應該是儒、釋、道三家，宋明以后基本形成了三教合流的狀態，產生了一種具有濃厚東方色彩的中國古代哲學，這些哲學思想無疑的也要滲透到醫學中來。但我認為，在我國整個古代哲學史中，儒學一直是占絕對的統治地位，因此，儒學對醫學的影響應該更大一些。象金元張從正說：“醫學奧旨非儒不能明”，就反映了這種思想。另外，儒學極力主張入世，介入社會，介入生活，重視家庭倫理，社會的和諧，“使人人親切和善，相親相愛，以此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梁漱溟問答集》。這積極的內容應該是可取的。總之，通過儒學與醫學關系的了解，我們對中醫理論的形成、完善和充滿了活力能否認識的更清楚一些呢？